《華陽國志》原作《華陽國記》。“華陽”一名, 最早見於《尚書·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意思是說梁州東至華山之陽, 西至黑水之濱。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中說：“唯有天漢, 鑒亦有光。實司群望, 表我華陽。”且注釋說將漢水作為華陽地區的標誌。《華陽國志》所記地區為《禹貢》九州之梁州, 其地因在華山之陽、漢水之南而得名為“華陽”。它記載了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 今四川、重慶、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此書體制完備, 內容豐富, 考證翔實, 史料可靠, 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民族史以及蜀漢、成漢史的重要史料。
《華陽國志》全書十二卷, 約十一萬字。全書內容, 大體由三部分組成：一至四卷主要記載巴、蜀、漢中、南中各郡的歷史、地理, 其中也記載了這一地區的政治史、民族史、軍事史等, 但以記地理為主, 其類似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記述了西漢末年到東晉初年割據巴蜀的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劉備劉禪父子和李氏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 這一部分略似“正史”中的本紀；十至十二卷記載了梁、益、寧三州從西漢到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 這部分相當於“正史”中的列傳。劉琳在《華陽國志校注·前言》裏指出：“從內容來說, 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 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常璩將歷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經濟、人文等綜合在一部書中, 這點無論是從體例上還是內容上, 都具備了方志的性質, 但又明顯區別于傳統方志只偏重於記載某一地區的特點, 這種區別, 正是常璩之《華陽國志》在中國方志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 也是《華陽國志》千百年來能挺拔于方志之林並成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華陽國志》自成書以來, 受到歷代學者的高度評價和推崇。唐代著名史評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說：“郡書者, 矜其鄉賢, 美其邦族。施于本國, 頗得流行；至於他方, 罕聞愛異。其如常璩之詳審……而能傳諸不朽, 見美來裔者, 蓋無幾焉。”北宋學者呂大防在《華陽國志·序》中也說：“蜀記之可觀, 未有過於此者。”徐廣的《晉記》, 范曄的《後漢書》, 裴松之的《三國志注》, 劉昭的《續漢志注》, 李膺的《益州記》, 酈道元的《水經注》, 賈思勰的《齊民要術》, 唐初修的《晉書》以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等, 都大量取材于《華陽國志》。當代人對於古代西南的研究, 都把《華陽國志》作為重要的史料。尤其是攥寫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等地方的史志, 更是離不開《華陽國志》。
綜上所述, 鑒於《華陽國志》在研究古代西南史方面可提供重要的史料價值, 以及後人因研究此書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而這些研究成果, 得益于《華陽國志》中關於古代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歷史、地理、物產資源、生態、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記載, 其成果對於今人研究西南社會發展、探究西南經濟發展規律等諸多研究領域提供了歷史依據和參考價值。
從前的目錄書, 或者把它列為霸史, 或者把它列為偽史,
也有歸入別名或雜史的。但是從來沒有人把它列入地方誌。根據它敍述古代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三省一市的歷史地理情況來看, 作為地方誌比較合理。
國內學人對《華陽國志》的研究, 相當長一段時間裏, 只是停留在史料的引用上。從20世紀初至1979年, 對《華陽國志》的研究比較緩慢, 因為《華陽國志》自問世至20世紀前的一千六百多年間, 竟未出現過一本注釋, 也沒有出現過一部整理研究的專著。也就是說, 對《華陽國志》的研究, 確切地說是從20世紀開始的, 但是前80年的研究速度相對緩慢, 而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也不多。這一時期, 有代表性的有著名學者朱士嘉對《華陽國志》版本的研究論文《華陽國志版本考略》, 有著名學者顧頡剛寫於40年代的《<蜀王本紀>與<華陽國志>所記蜀國事》, 有姚思廉《<華陽國志><晉書·地理志>互勘》等等。而這一時期, 對《華陽國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當數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民族史學家任乃強先生, 他著手搜集資料並對《華陽國志》進行校勘、標點、考證、注釋、輯佚等一系列工作, 並於1961年就完成了初稿。據《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跋》記載, 文革時, 其初稿第一、二稿分別留在川大歷史系、川大圖書館。此初稿曾先後經馮漢驥、蒙文通、徐中舒, 劉運壽、呂子方各位著名學者的審閱, 第三稿經過張秀熟先生的批註。真正對《華陽國志》的研究和整理取得豐碩成果是從1980年到20世紀末的這20年間, 尤其是1984年和1987年, 由巴蜀書社出版的劉琳之《華陽國志校注》和上海古籍出版出版的任乃強之《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兩部專著相繼問世, 成為《華陽國志》整理研究工作繁榮興盛的標誌。特別是《華陽國志校補圖注》, 1991年榮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一等獎, 1993年又榮獲全國首屆國家圖書獎。另外還是在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重來之《常璩與<華陽國志>》。進入21世紀, 對《華陽國志》整理和研究的專著有2007年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由汪啟銘、趙靜合著的《華陽國志譯注》以及2008年巴蜀書社出版的由劉重來、徐適端主編的《<華陽國志>研究》, 並出現了大量與《華陽國志》有關的學術論文。除此之外, 另有大量碩士生論文以《華陽國志》為題材, 不乏見解獨到、頗見功力之作。
《華陽國志》記載著各州的歷史, 郡縣的沿革, 治城的所在, 著名的山川, 重要的道隊一方的物產, 各地的風俗,
主要的民族, 名宦的政築各縣的大姓, 等等。所有這色為研究我國古代西南邊疆地理、政治史、經濟史、民族文提供了寶貴的史料。特別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補於《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在政治史方面, 有補於《三國志》, 在經濟史方面, 有補於《史記．河渠書》、《漢書．溝砌志》, 以及《史記．平准書》、《漢書·食貨志》、《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貸殖傳》在民族史方面它對於西南三十幾個少數民族和部落特別是其中主要者的歷史及其同漢族、中央政府的拄還關係所作記載, 比史、漢等。《西南夷列傳》詳盡得多, 更有許多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見此書博大精深, 史料價值是很高的。它的內容上的三結合和體裁上的三結知對後世地志從唐宋時期的《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直至元明清時期的《一統志》和各地方各類方志, 似乎都不無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目前因研究《華陽國志》產生的專著有任乃強的《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和劉琳的《華陽國志校注》。
